刘屹委员

 

回国十年，刘屹常常庆幸自己赶上了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庆幸自己能融于这片创新创业的沃土。

“我其实赶上了一个黄金时代。”刘屹对《北京周报》记者说。

2008年，中国的汽车环境保护产业基本空白，汽车尾气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少数巨头手上。当时身为美国一家高科技公司高管的刘屹，决定带着家人和团队回国创业。第二年，他入选国家“千人计划”，被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聘为“国家特聘专家”。

“千人计划”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简称，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有针对性地引入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

刘屹所处的环保产业和国家今年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他认为经济越发展，越需要环保产业的进步， “我深信，个人的命运只有融入时代的主题中，才会获得真正的成功。”刘屹说。

在他创业最艰辛的时刻，得到了公司所在的安徽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有力支持。地方政府不仅提供了2000万元的扶持启动资金，还提供了44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和600平米的员工住房。

如今，刘屹所领导的艾可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其领先的技术承接了国家“大气专项”、“稀土专项”等多项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并牵头和参与了多项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的起草与制定。

“在国外是在做一份职业，回国感觉是在做事业。”刘屹说。

今年1月，刘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

积极参政议政，是刘屹对政协委员身份的定位。也因此，他发现自己的企业一直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作为新的政协委员，今年，他非常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大气污染的治理工作。

他说，国家以极大的决心和力度，淘汰和报废了黄标车和高污染车辆。2018年的工作规划中，也提到要开展柴油货车超标排放专项治理，“这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刘屹补充说。他认为，良好的政策态势，巨量的市场，给企业提供了一个无法复制的机会，“我计算了一下，过去五年我们企业每年保持着260%的平均增长速度”。

听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刘屹说他对自己坚守的事业更加肯定，对自己工作思路也有了新的理解和定位。政府工作报告里对过去五年工作的总结和对未来的规划，“实际上也是我们在过去几年做了什么，将来还准备做什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国家的创新和人才战略有着这样的描述：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力人才资源，这是创新发展的最大“富矿”。今后，还将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推动人力资源自由流动，支持企业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加大高技能人才激励，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拓宽外国人才来华绿色通道。集众智汇众力，一定能跑出中国创新“加速度”。

新华社据此评论称，“让每个有创新意愿的人都有大展身手的机会。创新还应坚持问题导向，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释放创造伟力。”

比刘屹晚两年回国的应用生物原料的专家郑春阳知道晚两年意味着什么。但同时，他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国外的很多人还在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回来。”郑春阳说，这和十年前的形势完全不同。他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不断推行人才战略，完善各种引才引智的环境，才形成了这个变化。

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2002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二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的6.94∶1。此后，差距不断缩小。2010年，2.11∶1；2015年，1.28∶1。

据教育部2017年1月发布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6》数据显示，2016年留学回国人数为43.25万人，较2012年增长58.48%。回国与出国人数“逆差”逐渐缩小，逾八成留学人员学成后回国发展。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曾经依靠“人口红利”，未来30年，要靠“人才红利”。

在郑春阳的印象里，2010年前后从美国回国发展的归国人员的年龄段呈两极分化，一档是28-34岁这个阶段，刚拿到博士学位但工作经验还不是很多；另一档是接近48-60岁这个阶段，占大部分，基本解决了后顾之忧，职业发展也到了瓶颈期。

 

郑春阳委员

 

1998年，郑春阳在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选择了赴美留学，在美期间的学业和工作都相对比较顺利，分别拿到了罗彻斯特大学博士和康奈尔大学博士后学位，并主持参与过多项生物医学尖端技术项目，提交过多项国际专利申请，并且获得了多项美国国家级研究奖励。但在美国学习工作的第12个年头，他似乎看到了天花板。

“在学校、公司里按部就班的生活，每年涨点工资，人生也就这样了。”34岁的郑春阳期待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与此同时，生活习惯和文化认同感的不同，让他一心想要回国发展。

“我不是玩橄榄球长大的，大家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没有共同话题。” 郑春阳说。他更喜欢在中国人的圈子，“如果这样，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呢？”

作为国家“千人计划”项目引进来的海外留学人才，郑春阳2010年回到天津创立了强微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且得到了国家和天津市给予他的400万元创业基金。

也许是在外漂泊时间太久了，留学生们大多对祖国的情感会更强烈一些。作为一名生物学家，“经常看到大家出国回来，半个行李箱都是化妆品，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郑春阳对《北京周报》记者说。他认为这涉及到“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同样第一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他这次带来的几份提案中，有一份是关于提升国产化妆品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他认为中国的化妆品在质量方面不存在问题，但在功效性上，和欧美以及日韩相比还有差距，这与品牌对研发的投入不足以及过度重视营销不无关系。因此，他建议国家通过增加研发资金的投入引导中国的化妆品行业研发力度。

郑春阳认真聆听了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他对报告当中“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这句话印象颇深。

“本来这是一个细节问题，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明国家对这方面是很清楚的，已经有了解决方案。”郑春阳说。

回国这些年，尤其是最近五年，他感觉到中国浓厚的创业氛围。“有支持人才的政策和科技创新创业的导向，各个部门都会是一个扶持的态度，我们办起事来会比较容易。”郑春阳说，这种情况在十八大后更明显。

将时光向前平移近一个甲子，六十年代前后，一批旅居海外的中国专家学者放弃了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定居工作，为我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邓稼先、华罗庚……这些名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科学家精神，至今被一代代海归人才所铭记。

过去，海外归国人才克服千难万险才能回到祖国，报效国家。如今，世界看东方，东方看中国，不论是留学游子还是外籍人才，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起点。

在刘屹心中，老一辈科学家们的丰碑难以复制。“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应该倍加珍惜。即使不能复制过去的辉煌，我们愿意留下自己的亮点。”

“那个年代更加强调奉献精神，现在环境变化了，我们可以过好自己生活的同时再创业，并且现在的创业环境更完善。”郑春阳说，在他看来，50年代归国人员仅仅是一个团体，而今的海归称得起是一个阶层，规模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