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留学的一切期待，都像被有意或无意地掺水勾兑了。有一群留学生，他们来自普通家庭、自费出国，出国前无比期待国外生活，结果到了国外，发现不仅月亮没有更圆，而且充满了孤独与压力；高额的经济投入只换来微薄的收入；想拥抱精彩的世界文化却难敌融入的障碍；回国之后发现，留学的经历未必使自己在竞争中比别人有多少优势……这一届留学生，到底怎么了？

有史以来最汹涌的留学生归国潮正惊涛拍岸。从改革开放到2017年底，我国累计有519.49万人出国留学，其中313.20万人选择在完成学业后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3.73%。自2012年起，我国留学回国人数不断攀升，已累计231.36万人学成回国，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七成以上。

留学已不再是精英的特权，工薪家庭加入了留学大军使这一群体急剧扩张。建国初期，留学生“禁止买卖”，全部由国家统一派遣、管理和分配，被派往苏联及东欧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学习冶金、采矿、地质、电气、建筑、水利、农业和交通等理工专业，作为各领域的技术精英，回国后为祖国建设服务。1978年改革开放，邓小平的指示吹响了青年学生走向世界的号角，迎来了前无古人的留学大潮。在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出国留学的大门完全打开，“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决定出国的不再是国家，而仅仅是家庭的经济。

但随着我国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回国潮正在形成，归国留学生们却悄悄脱下了金光闪闪的外衣。

某学院的留学咨询会现场

“勾兑型”是一大类留学生群体的统称。就像一个个山寨小酒厂老板，怀揣梦想进入利润丰厚的酒水市场，却为了应付异常激烈的竞争，在小本经营的情况下创造利润、维持运转，不得不在酒里兑水。就像那批来自普通家庭的留学生，父母砸锅卖铁自费给他们出国留学，学生们却因为玩不起“任性砸钱保平安”的游戏而备受打击，着急焦虑。

作弊不是造假，是工具理性

勾兑型留学生经常都自带勾兑式申请书、勾兑式论文……假冒伪劣，到底是卖给谁看？

“我不找代写，能怎么办？”没有相关专业背景，英语水平不达标，在英国A大学攻读硕士的阿玲面临千字essay（论文）的考验，她不得不求助于论文代写公司。阿玲在第一学期选择了价格相对便宜的代写机构，四门课通通挂科。而第二学期，阿玲则选择价格更为高昂的机构，花费将近8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多篇论文，才最终让论文通过。

这已经不是阿玲第一次“作弊”。在国内念完管理学本科，英语基础薄弱的阿玲选择通过中介完成申请流程，学校申请所需要的个人陈述、简历和各种文件都由中介代写。深怕不能出国读书，却也没有想清楚为何出国读书，这就让中介有了任意“调剂”她的借口。对自己学习的是什么专业、课程如何设置，阿玲从未了解过，甚至在学习期间也一直云里雾里。论文是考核的重要项目，但看着题目，阿玲脑子一片空白。

知名论文代写网站界面

阿玲就像掉进了一个连环圈套。父母为自己支付的数万中介费与几十万的学费让阿玲压力山大，在巨大的沉没成本面前，她只能瞒着父母开始找论文代写以求通关。而她的父母则被迫为孩子的“谎言”买单：“刚开始需要的钱少还算能应付，时间久了，自己就没有能力支付代写费用了，只好跟爸妈要。”

“英语水平不达标，是留学生出国前的主要问题，自己没有能力浏览官方网站，使主动权掌握在中介手中。”一位留学中介表示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中国学生普遍过于依赖中介，往往连选专业都要中介操刀，真正会仔细查询学校官网、对比课程设置、选择自己理想专业的中国学生，少之又少。”但真正到了国外学习，才发现一切才刚刚开始，申请时掺的水，到后面都得自己下咽，咽不下的，最后还是泼给了父母。

人们一边用道德或是民族性的框架来斥责留学生的作弊行为，一边却在各种打擦边球的软造假服务上一掷千金。除了市场巨大的留学中介，还有昂贵的proofreading、论文思路的贩卖服务等等，他们体量巨大，链条成熟，宣传到位，留学生们在焦虑中被不断催眠——前方是激烈的社会竞争，背后是父母的期望（及投资），夹在中间的你不能输。来造假吧，放下心理包袱，这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

外国的月亮没那么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更无奈。

2015年秋天，是燕子在哈佛研究生院学校的最后一年，她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早晨醒来时，她感到心脏扑扑直跳；在研讨班上，她支支吾吾讲着碎言片语，同学们的声音犹如刺耳的杂音将她淹没。

焦虑的发作让燕子意外也不意外。这是她来美国求学和工作的第八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研究生院感受到的孤立、用第二语言阅读的沉重负荷，以及和远在北京的亲友因距离而产生的关系紧张开始集中爆发，“我没法欣赏哈佛的美景，在我埋头从一栋教学楼走向另一栋时，我的眼睛直盯着地面，心里数着铺路的石头，以控制我内心躁动不安的思绪。”

这是许多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经历的事。缺课，抱怨失眠，突然缺席集体活动几个月，用忧郁的形容词写成的冗长Facebook状态。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2013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45%的中国留学生称自己有抑郁症状，29%的人表示自己有焦虑症状。

中国留学生承受着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的挑战，此外还有教育体系差异而带来的巨大的学业压力。“每回讨论课之前的12个小时我都是极度紧张的状态，我觉得我没有能力迅速给出正确的答案，我怕老师点名让我回答问题，很担心因为自己的语言不地道或观点错误而丢人。”在英国读社会政策发展研究硕士的圆圆说。即便圆圆后来也认识到西方教育强调的其实是分析过程和思辨式思维，而非正确与否，但要转变自己的东方思维，还需要很长时间。同时，对考核结果的重视更加重了她的焦虑。

另外，留学生们也很难与学术导师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美国西南部的一所大学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中国研究生的压力来源之一就是感到自己很难取得导师的信任。有些人担心，语言障碍可能会令导师怀疑他们的智力。在英国留学的圆圆有同样的困扰：“语言的障碍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弱智，很多观点我能够用中文表达得很精彩，用英文则总是语焉不详。”还有些人承认自己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着沟通中的失误，比如一次不愉快的谈话，或给导师发了一封措辞不当的邮件。

学术上的挫折并非无法克服，但对那些家里“砸锅卖铁”送孩子出国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却没那么简单。在美国，中国留学生一年的开销大多在五万至六万美元之间，大约是中国城镇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十倍；在英国，一年要花上20-30万人民币。一些工薪家庭往往需要花光全部积蓄或出售房产才够送孩子出国留学。他们在努力跟上学业要求的同时，会觉得经济上的压力像雪崩一样沉重。就像圆圆说的：“一想到缺一节课就是损失几千人民币，会因为记漏了老师的一句话而慌得听不进课。”

即使许多接受留学生的国外高校都设置了免费或低价的心理咨询服务，并在学期初就开始大力宣传，鼓励学生寻求帮助。然而，和心理导师的语言交流本身就把“患者”们拒之门外了。正如燕子所说：“共情治疗师可能从未品尝过熊猫快餐(Panda Express)之外的中餐，所以中国留学生怎么能说清楚自己对家里的美味饭菜的怀念之情呢？”

出国镀金，回国北漂

“应聘时，面试官除了考察英语水平外重点看海外经验。一听我在英国读的1年预科1年硕士，还没啥实习经历，往往就没下文了。”

文轩出国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国内找到一个好工作。本科毕业于名校，但因为专业偏门，文轩毕业后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她决定出国留学，她想，凭靠一个硕士留学生的学历，回国后能不回东北老家，并在北京找个有前景而自己喜欢的好工作。

一切顺风顺水。因错过了申请时间无法直接申请硕士的她，在读了一年硕士预科之后成功进入到了著名的伦敦K院读管理学硕士。文轩很享受留学期间的学习生活：“课程挺有意思的，小组项目里面跟同学交流很多，不得不承认真的学到了很多很棒的实操方法。” 不过，两年国外的学习与生活，也意味着父母将近80万的投入。

文轩在回国后却不再那么好运。拿着好看的文凭与成绩单，却在求职市场上屡屡碰壁。她原以为找个上万元的工作是底线，但投了无数简历后发现，仅靠留学文凭在招聘市场上根本吃不开。最终，她进入了一家对外贸易公司实习，想以此为跳板，积累点经验，再进入跨国公司。没想到公司因为业绩不佳，人手不够，她竟被分配去做各种繁琐又机械的工作。从底层干起并非不可，但是半年过去，文轩天天加班，却几乎学不到什么。

最近，她又换了一份新的工作，是一家负责向国内学生提供国外公寓信息的新创互联网平台。文轩的工作内容就是跟各种国外的学生公寓机构广发邮件寻求合作。“虽然不用加班，但是这个行业其实很low，它提供的那些公寓信息，我原来都是直接上国外公寓官网查看，只要花点心思，申请完全能够自己搞定。”说起现在的工作，原本想要在商业领域作为一番的文轩显得兴趣缺缺。“跟我在国外学到的东西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份工作的要求，只需要英语好一点，沟通情商高一点。”一眼看透这个行业，文轩已经开始物色下一份工作。

留学生寻找工作

“现在想想，那两年就像梦一样。”来自三线城市中产家庭，父母80万的投入让文轩的压力很大。“这份工作每个月工资不到6k，目前这个形势，我不知道到底还要什么样的工作才能赚回我爸妈投的本。”回国一年，她和其他的北漂没有什么区别——在北京近郊地带跟陌生人合租，每天晚上回家一个人投投简历刷刷剧，在附近的商城window shopping只刷步数不刷卡。只有那双在伦敦牛津街买的黑色大衣和皮靴，以及工作日常收到的英文邮件，还提醒着她曾留学海外。

《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超八成海归“学非所用”，工作满意度偏低；根据《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44.8%的海归税后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近七成海归对他们的实际工作收入感到失望。商科领域更是僧多粥少，根据报告，海归主修科目中，商科占比达到47.3%，比例近半。回国后，大量商科精英难免遭受现实的考验，更不用说那10%被高薪世界边缘化的人文社科留学生了。

留学生群体躲不过就业市场的畸形。文轩告诉我，她硕士预科的校友杰哥是北京人，和文轩一样在国外继续读了一年硕士，还没有毕业，就被一家港资银行的国内网店预定了，一问才知道，是他的投行高管父母早就帮他联系确定好了职位。毕业之前，文轩为工作奔忙，杰哥却是晃晃悠悠只等入职。

在国外努力读书回来，才发现再强的个人能力甚至再好看的学历，有时候也抵不过谁谁爸妈的一句话。再“洋气”，还是要回国适应中国式的人情社会。

不适应国内人情社会，难以获得发展机会成了归国留学生的就业劣势。图片来源：智联招聘、全球化智库《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新一代海归为何总是失落？

这群勾兑型留学生被夹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他们大多来自中产家庭，经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希望投资留学换来更广的视野与更多的机会，却难以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他们不满国内的环境，期待与其他国家的人思想碰撞，却发现自己总不如那些从小上国际学校的中国同学混得开。他们把世界的风景都看透，回国找工作时，却拼不过那些条件更好、关系更强的同学们，最终难以潇洒下去。

但中产阶级仍然经不住货架上那个名为“留学”的商品的诱惑？

千禧年之后，留学的门槛降低，尽管留学生群体越来越鱼龙混杂，但家长们对于留学生的想象仍然与社会精英、知识分子、财富、辉煌的人生挂钩。留学市场热度不减，野鸡大学、留学中介为急切的家长们接盘，坐地起价。明明知道送孩子出国的钱很可能回不了本，但他们不能不投，因为在很多中产看来，投资留学，就是象征精英阶级身份的消费。如今，送孩子出国依然是许多普通中产家庭中不经审视的政治正确。然而，阶级的固化却注定打碎中产的幻想：

中产的上升的梦想基本上已经破灭掉了。中国的中产……最主要的焦虑就是他们的下一代问题。他们想要用自身累积下来资源去支持他的下一代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所以他们要把他们的孩子送出国去读书，送到英美、香港来读书。想让他们留在外面找到工作，可是目前大多数人在外面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让他们的孩子出去镀一下金，然后回国到银行系统里面去工作。

但是出国读书这件事情，其实隐含着很多不稳定性：我不确定这些孩子出去之后还会不会回来，他们以后还会照顾父母吗？另外一年几十万的学费对于中产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今天中国的中产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精神状态，他们自身没法安生立命，然后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来期待下一代。大部分都想到把他们的孩子送走。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一种对我们的教育制度系统没有信心。

——土逗公社《马克思主义者潘毅：希望年轻的你们，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

而这，也是勾兑型留学生出现的原因。前方是不景气的就业市场与激烈的竞争，背后是中产家庭的焦虑。整个家庭的阶级焦虑化身为对个人的期待，看似潇洒自由的留学生，实际上却遭受着整个失落中产的胁迫。在父母血汗铺就的留学路上，学生们怎么可能不步步惊心？

参考文献：

1、羊城晚报：《超八成海归“学非所用” 不熟悉国内就业形势是主要劣势》

2、智联招聘，全球化智库：《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3、纽约时报：《那些在美国大学里痛苦挣扎的中国留学生》（高雨莘）

4、经济日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回国潮正形成 海归呈多层次扩展》

5、文化观察：《归国留学生在贬值？》

6、南方周末：《留学生论文代写利益链：影子写手》（张斯琪）

7、土逗公社：《马克思主义者潘毅：希望年轻的你们，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