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正在席卷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突破135万。目前，海外留学生群体正在面临一次艰难的抉择。

据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4月2日介绍，我国海外留学生人数达到160万，目前尚在国外的大约142万人。其中美国41万人，加拿大23万人，英国22万人，德国法国11万人。

对于留学生而言，回还是不回，是个问题。回国不仅一票难求，还面临着飞机上的交叉感染风险，未来的学业也会受到影响；选择不回国，在中西方的防疫观念冲突下，他们无法戴口罩出门，甚至还会因为自己的华人身份遭遇“软暴力”，国外私立医疗体制下，药品、床位、医护人员能否跟上，医疗费用是否可以负担也成问题。

一位在疫情期间进行海外心理援助的心理医生告诉《华夏时报》记者，目前至少一半的问诊对象都会提到回国的问题。有一个年轻的留学生，权衡利弊之后决定不回国，可是却遭遇了父母的“电话轰炸”。

李飞是一名在加拿大留学的交换生，按照原定计划，他在今年9月就可以顺利毕业归国，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他所有的规划。深思熟虑下，他决定回到北京，在经历了20个小时不吃不喝的旅途后他顺利入境，目前在第一入境点西安进行为期14天的集中隔离。

“只有不到5%的人能回来”

对海外留学生而言，“限航令”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让他们炸开了锅。

3月29日，中国民航局实行限航，要求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

李飞告诉《华夏时报》记者，由于此时恰逢学期末，身边很多同学都提前订好了4月中旬的机票，准备考试一结束就回国。但是现在多趟航班被取消，回国的计划也泡了汤。“我身边的朋友都非常难受，但是也没有办法。”他说。

限航令的力度有多大？李飞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中国和加拿大通航比较多的有4个城市，多伦多、渥太华、温哥华、蒙特利尔，每个城市大概一周有5趟航班，一共20趟航班，但现在只能留一趟。同时仅剩的这趟航班上座率降低到了75%，也就是说，与曾经的客运量相比，只有不到5%的人能回来。一位留学生家长曾这样形容自己在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很多家长到处哭着求人买机票，疯了一样。”也有留学生急得直哭，最终花了8万左右买到了一张公务机的回国机票。

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这一措施，每周航班量将下降到130班左右。经测算，每天通过航空入境的旅客人数将由目前的2.5万人降到5000人左右。

《华夏时报》记者在第三方平台上搜索加拿大多伦多至北京的机票，发现4月28日之前都显示无票，而即便有票，也均为中转航班，飞行时间长达60个小时，价格也飙升到了一两万。

限航的背后是中国面对境外输入的防控压力。3月27日，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当前境外疫情大流行呈加速趋势，我国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随着境外病例输入，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数量已连续7日上升，3月26日相比19日增幅为78%。

据卫健委官网数据显示，4月6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698例（含重症病例21例）。

20小时的归国路

幸运的是，李飞的航班没有被取消。加拿大时间4月1日下午5点，他踏上了归国之路。

“下午5点的飞机，正常是下午2点开始检票。但是我到了机场才发现，早晨9点就有人排队了。因为有一个说法，先检票的人有几率可以加钱买到一个靠前排的座位，能稍微安全一点。”李飞说。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飞机上的空气循环不畅，导致交叉感染，同行旅客基本上都用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李飞自己也不例外。飞机飞行时间15个小时，空乘分发了两包小零食与两瓶矿泉水，但几乎没有人去动，也没有人上厕所。

李飞这趟航班的目的地是北京，可是却在西安降落，这是由于北京实行了“第一入境点”政策，分流缓解入境压力。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行监控中心副主任孙韶华表示，3月23日零时开始，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上海浦东、济南、青岛、南京、沈阳、大连、郑州、西安12个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

而这些在第一入境点入境的旅客，八成以上均在当地接受14天集中隔离观察。民航局数据显示，截至4月1日，第一入境点机场累计入境旅客2.47万人，其中留置旅客2.07万人，留置率84%。调整涉及境外18个国家，航班量排在前3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13班、日本13班、加拿大10班。5天之后的4月6日，第一入境点机场累计入境旅客达到2.57万人。

“飞机降落以后，工作人员让我们两三排一组往下撤，间隔大概是十几分钟。走过一段路后，大家开始排成长队接受核酸检测，”李飞说，“期间工作人员会询问你是否有轻微症状，身体有没有难受之类的，这个环节是会录音的，如果隐瞒应该会承担法律责任。”

当时是晚上10点，天已经黑透了，当系列手续都办妥之后，在一个空旷的大厅里，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了一顿免费晚饭。大家的情绪稍微放松了，有人开始短暂摘下口罩，进行18个小时以来的第一次喝水和进食。

据李飞透露，进行核酸检测以及办理入境手续大概花了2-3个小时，随后他们被送上大巴等待2个小时，再被送往西安的宾馆进行集中隔离。这是一所当地的五星级酒店，房间条件令李飞感到满意。“这里的舒适度还是不错的，虽然这里没有洗衣机，也没有人给你收拾被褥，但是三餐送到门口，每天还有水果和零食，茶包、方便面都是可以续的。”他说。

海外留学生的艰难选择

很多像李飞一样的留学生正在陷入两难境地：回还是不回？

一方面，对于选择留守国外的留学生来讲，当地的防疫观念与中国很不一样，这让早早了解武汉疫情的他们想做一些准备却发现无从下手。“我在加拿大与人合租，室友的观念比较西化，在疫情期间，他不带口罩，还会在家里举办小型party。”李飞说这都让他感觉心惊肉跳，但是却劝阻无效。

当地的商店里也基本买不到口罩。“有一次我出门，问售货员有没有口罩卖。他们看了我一眼，说不卖，‘我们原来不卖，现在不卖，未来也不会卖。’”李飞说。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似乎是有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当李飞戴口罩去超市采购一周的食物时，他发现所有的当地人都在盯着他。

与此同时，一些对华人的软暴力也开始显现。李飞表示，自己出去跑步的途中，遇到当地人，他们都会把头转过去，用手去捂住口鼻。

更让留学生担忧的是，一旦疫情扩散，国外的医疗资源能否跟上。多位留学生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西方国家以私立医疗为主，如果患者持续增加，药品、床位、医护人员够不够用是个问题。

还有医保能否覆盖后续的治疗费用。以美国为例，民众的核酸检测已经免费，可以由保险公司负担，但是确诊患者后续的治疗费用由谁负担还不明朗。一位美国留学生向记者表示：“我不怀疑这里的医疗水平，但是我比较担心医疗成本，包括检测价格、住院费用、后续药物等等。我现在有美国的医疗保险，但是具体能报多少还不清楚。”

另一方面，能够回国的留学生也陷入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对感染病毒的不确定性，更来自学业与就业的压力。李飞还剩一个学期就毕业了，学校通知他们下一学期的课均改成网课，考试也是在网上进行。所以这次他回国带了全部的东西，并且不准备再返回加拿大。“下个学期不管是上课还是交作业、考试，都面临很大困难。一是身边没有同学可以合作、讨论；二是要倒时差在凌晨爬起来上网课，分数也容易低。”李飞说。

看得再远一点，李飞担心毕业办手续回不去的问题，而对一部分未来想要在加拿大工作与生活的留学生来说，在疫情期间回国对他们的影响更大。他们没有办法保证毕业时能回到学校，也无法保证留学这几年有足够的总时长待在加拿大，而这两项都会对他们留加拿大的计划产生影响。

上述美国留学生也告诉记者，留学生拿的都是学生签证，对于往返中美之间有一些规定，尤其现在还在学习期间，选择回国可能会对继续保持签证产生不利的影响。